言古文化/伃
「諸羅山社」，這個幾乎是人盡皆知嘉義的老地名，透過考古學的研究，總算有真正的「諸羅山社人」出土，只不過他們僅存少數殘留的遺骸，甚至僅存被近現代人類擾動後殘缺散落的遺骨。
荷蘭人進入台灣後，「諸羅山社」的名號就迅速躍上歷史的舞台。荷蘭人基於一貫的「以夷制夷」策略，先是在1630年攏絡大員周邊的新港、目加溜灣、蕭壠、麻豆等社攻打諸羅山社（Tierasan），藉以往北拓展勢力範圍。而後到了1637-1638年，諸羅山社也成為荷蘭人再往北討伐廢佛朗人的「盟友」之一，因此造成費佛朗社大敗，而後荷蘭人也讓部分的廢佛朗社人搬到諸羅山社居住，至少到了1654年前後，諸羅山社至少是一個約當六百餘人的聚落，且有半數已熟悉教義。到了1655年荷蘭政務員Nicolaas Loenius甚至進駐諸羅山社，並且決定在諸羅山社的廣場中央建造水井；而後當荷蘭人遭受鄭成功軍隊進逼時，根據《巴達維亞城日記》甚至有1661年5月，甚至有「牧師、政務員及其他荷蘭人合共九十三人，為求食物乃自哆囉嘓逃亡至諸羅山（嘉義）」，進一步說明當鄭荷交戰之時，諸羅山應該是當時荷蘭人的最後棲身地之一。
到了清治時期康熙40年（1701）將諸羅縣治從佳里興移到諸羅山（今嘉義市），乾隆51年（1786）林爽文舉事於大里杙，乾隆皇帝因嘉許縣民守城事蹟而下詔將諸羅縣改為嘉義縣。而諸羅縣城也就從雍正元年起（1723~1732）陸續興建土城，至林爽文事件後開始改建為三合土城，直到道光16年（1836）才竣工。但由於諸羅山社人漢化程度較深，當明治30年（1897）伊能嘉矩從打貓街涉渡牛稠溪到嘉義城門進城時訪問北門外的「蕃社口街」、及西門外「蕃社街」諸羅山社舊址時，記錄當地的「諸羅山社」人僅存十多戶，男女各十多人，習俗及語言幾乎已完全漢化。
嘉義市地理範圍雖然不大，但是在荷蘭、清代至日本人建造縱貫線鐵路、林鐵、糖鐵鐵道等重大工程時，從不缺席。我們除了可以從諸多文獻中一窺諸羅山社人的事蹟之外，都不如讓透過考古發掘現身的「諸羅山社」人，訴說他們自己的歷史來得直接。
嘉義市鐵路高架化計畫正如火如荼地趕工中，使得部分地底下「諸羅山社」人的聚落面貌也一一浮現出來。再眾多出土遺留中最能代表「諸羅山社人」的就是墓葬的遺骸。目前初步發現二具墓葬，其中一具保存狀況較佳，為約略呈南北向(東偏北30度)的仰身直肢葬土坑穴，遺骨保存狀況尚佳，但頭骨因為遭晚期干擾僅殘餘碎骨。比較有趣的是，墓葬周遭發現遺留有長方形的木構遺痕，周邊佈滿樹幹或竹子的孔洞。參考黃叔璥於康熙61年(1722)抵台後撰寫的《臺海使槎錄》，針對諸羅山社人的墓葬就提到：「家有喪曰描描產。置死者於地，男女環繞，一進一退，抵掌而哭；用木板四片殮葬，竹圍之，內蓋一小茅屋，上插雜毛並小布旗，以平生什物之半懸死者屋內。」，也就是說當時人會將亡者埋葬在一個以竹子為起來的小茅屋內，屋內會擺置亡者生前的遺物；而這樣的描述跟考古發掘出土的墓葬及周邊結構大致吻合。
而另外一個墓葬，雖然遺骨保存狀況不佳，僅殘餘部分的牙齒與殘骨，但是從出土大量瑪瑙珠、玻璃珠、青銅環等陪葬品看來，不難想像他應該是當時部落內重要的要角。遺址內其他地點出土大量漳州窯瓷盤、鐵劍、玻璃、瑪瑙珠等17世紀的貿易物品，都讓「諸羅山社」的歷史鮮明度更為清晰，使我們不得不進一步思考應該要再重新檢視諸羅山社的歷史地位。
反觀今日的嘉義市，雖然從日治時期、早期耆老都一再揭示嘉義老地名包括中正公園西北端的「蕃社內」、福全里的「蕃仔溝」、嘉義醫院東北一帶的「番社口」等可能與「諸羅山社」相關的古地名。但是，這些地點也逐漸消失在現代化的公共工程、高樓大廈與道路之下，尤其是被指為當時諸羅山社聚落中心的中正公園周邊，現在也已變身為便民的公園與地下停車場，也使得可能殘留的遺跡幾乎全數淹沒在歷史洪流中。火車呼嘯而過，微風徐徐，我們是否曾經聽見諸羅山社人在過往時空中呢喃的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