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古文化/予

對於一個考古學研究者而言，我想最興奮的莫過於調查新發現一個新的考古遺址，但隨之而來的則是，你必須給予“它”一個恰如其分的名字。而考古遺址的基本命名原則，即為以「當地的最小地名」作為命名，但倘若已有其他縣市以同一個地名作為考古遺址名稱登錄的話，則須再冠以縣市名稱。

        因此，2024年於「嘉義市鐵路高架化計畫」新發現的考古遺址，由於就其出土遺物的性質與年代，可知其同時含括臺灣史前時代最晚階段金屬器時代，出土遺物中包括主要分布於彰雲嘉平原地區貓兒干（崁頂）文化的陶器，但也出現17世紀的陶瓷器，因此初步確認這個考古遺址可能與17世紀荷蘭人記錄的「諸羅山社」有關。但是所謂的「諸羅山社」究竟是指涉一個大型聚落，或是荷蘭人以區域性泛稱，但仍含括不同小型的聚落？由於在本遺址發現之前，除了早期的歷史文獻、口述及古地名等資料外，沒有其他考古遺址可供比對，因此雖然本遺址的位置並非位於嘉義地區傳統認知的任一「諸羅山社」所在範圍，但由於其年代之故，仍可被視為嘉義市第一個出土與「諸羅山社」相關的考古遺址。

        那麼，對於這樣第一個可能與「諸羅山社」相關的考古遺址之命名，若以該遺址所在地套繪1904年《臺灣堡圖》，則可知當地的小地名為「番仔溝」。但由於以「番仔溝遺址」作為命名者，早在西元2000年陳南榮老師於雲林縣斗六市調查發現、2005年劉益昌教授進行試掘研究後，即被搶得了考古遺址命名的先機。因此，筆者初期再以更早階段，日治初期明治28年（1895）《嘉義之戰鬥圖》上的小地名「番仔交庄」，作為本考古遺址的命名。一方面也記錄日本人對於這個聚落最初的地名記載，另一方面也維持考古遺址的獨立性名稱。其實，就閩南語發音而言，不論是「番仔溝」或是「番仔交」，都指涉同一個意義，即位於小溪溝邊的原住民聚落，但是「番仔交」是否具有另一層原住民聚落「邊界」的意涵，則不得而知，因此當時對於該考古遺址的命名，也因認為這個聚落名稱更具有未來研究的啟發性，因此才決定捨棄需淪為「老二命名原則」的「嘉義•番仔溝遺址」，而改以「番仔交庄遺址」作為命名。

        遺憾的是，「番仔交庄遺址」名稱公布之後，即陸續收到嘉義鄉親各界的質疑，因此我除了提出大家熟悉的「嘉義•番仔溝遺址」的可能更名之外，也因為這個遺址尚未經正式考古研究，因此目前也只是暫稱，仍維持未來更名的可能性。只不過必須說明的是，就考古學研究而言，考古遺址的命名有其既定的命名原則，絕非「創意之命名」，而新發現的遺址，我認為是未來研究荷治時期「諸羅山社」的起點，但並非代表它就是「諸羅山社」聚落的唯一。

        進一步參酌《熱蘭遮城日誌》的記載，諸羅山社人自1637年首度參與荷蘭人攻打費佛朗的行動，1641年並參加荷蘭人於赤崁召開的地方會議，到了1654年諸羅山社已經是一個約當六百餘人的聚落，且有半數人熟悉教義。直到1655年，荷蘭政務員Nicolaas Loenius開始進駐諸羅山社，使得諸羅山社成為Nicolaas Loenius處理周遭村社日常事務，並向荷蘭長官撰寫報告的據點。其中，1657年的報告中除了知道諸羅山社的廣場中央建造了一個水井外，也知道荷蘭人允許諸羅山社可以有二個中國人來幫他們種田。且「諸羅山社」內也早在1646年荷蘭人攻打費佛朗社之後，即有費佛朗社村民搬來諸羅山社居住。也說明不同「人群」處於同一個區域內，並可能形成不同「聚落」的可能性。因此，就出土遺物的特徵而言，「嘉義•番仔溝遺址」（「番仔交庄遺址」）主要出土貓兒干（崁頂）文化的陶器，是否即代表它是一處費佛朗社人至1646年後才編遷至「諸羅山社」所形成的聚落，頗為耐人尋味。

        考古學的研究，秉持著「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精神，希望未來能夠透過更多的考古資料，逐漸拼湊荷蘭人記錄的「諸羅山社」的內涵，也希望有機會能夠以考古學的方法，觸及1655年荷蘭政務員Nicolaas Loenius進駐的「諸羅山社」，那個當年在廣場中央建造有水井的大型聚落。

圖1：嘉義•番仔溝遺址（番仔交庄遺址）套繪明治28年（1895）的《嘉義之戰鬥圖》之「番仔交庄」位置圖

圖2：嘉義•番仔溝遺址（番仔交庄遺址）遺址套繪1904〈臺灣堡圖〉之「番仔溝」位置圖

言古文化/予

        「C612標嘉北高架車站、嘉義高架車站及北回歸線車站工程」進行嘉義車站西側K296+470~540限高連續壁地坪降挖工程，言古文化配合進行施工中監看工作時，於地表下約當60~100公分不等，發現地層內夾雜出土出土有橙紅色拍印夾砂陶片、硬陶、瓷片與獸骨等遺留與灰坑遺跡，經判斷應屬原堆積史前文化層；其中出土瓷片中亦包含17世紀常見的安平壺殘件，及一件17世紀後期日本「有田燒」卡拉克瓷盤殘件。根據以上出土遺物特徵與組合看來，陶器特徵與分布於彰雲嘉平原地區金屬器時代的貓兒干（崁頂）文化相仿，年代約當在距今800年至400年左右，但是就出土地點而言，判斷應與17世紀記錄泛稱之「諸羅山社」舊址相關。

       根據荷治時期的文獻記載，當時的北路集會區主要使用四種語言 ，包括 Sinckansche（新港語）、Chamachatsche（大肚語）、Berchsche（山地語）、及 Favorlanghsche（費佛朗語，或稱虎尾語），其中講Favorlanghsche（費佛朗語）的人群，可能分佈於諸羅山至鹿港間的十四、五個村落，但其行政中心則位於雲林貓兒干社附近；而前述之貓兒干（崁頂）文化，經劉益昌教授研究，即認為出土有貓兒干（崁頂）文化類型之陶器，可能與費佛朗人（Favorlangh）有關。因此，未來可作為進一步研究費佛朗人與諸羅山社關聯性的研究參考資料。

        明治30年（1897）伊能嘉矩曾探訪位於西門外的諸羅山社舊址「蕃社街」，當時仍有居民十多戶，男女各十多人，據傳他們是在明鄭時代歸附，當時社內最高齡者為81歲的老人，他回憶說他幼年時社內共有一百多戶人家。而根據嘉義的古地名與口傳資料看來，一般認為諸羅山社舊址主要分布於諸羅縣城「西門外」一帶，包括今文化路、北榮街和縱貫線鐵路所包圍的街廓。但如果進一步參酌繪製於明治28年（1895）的《嘉義之戰鬥圖》，則顯示當時諸羅城外北門至西門一帶，分別散布有番社厝、番社庄、店仔尾街等聚落，但本遺址之位置，雖近鄰縱貫線鐵路，但較為接近「番仔交庄」聚落，因此就考古學以最小地名之命名原則，暫稱本遺址為「番仔交庄遺址」。綜上，由於荷治時期記載嘉義地區的原住民，均統一以「諸羅山社」稱呼，因此判斷該稱謂可能是荷蘭人對於特定地域原住民部落之泛稱，也就是說與「諸羅山社」相關之舊址應該不僅只一處，人群來源組成可能也非單一。但就本遺址目前採集的遺物特徵，至少可晚至17世紀後期之明鄭時代，可謂提供了連結歷史文獻與考古資料間關鍵性的證據。

      「番仔交庄遺址」為嘉義地區第一個具有考古證據、與歷史文獻記載之「諸羅山社」相關的考古遺址，其發現可謂填補了嘉義市連結史前至歷史初期的文化發展層序中的空白，也是未來開啟「諸羅山社」考古學研究的另一個新的起點。

本遺址套繪明治28年（1895）的《嘉義之戰鬥圖》位置圖

嘉義車站基地東側出土之史前文化層與地層堆積

嘉義車站基地西側出土之史前文化層與地層堆積

番仔交庄遺址出土遺物狀況

番仔交庄遺址出土遺物與獸骨狀況

番仔交庄遺址施工中監看採集之橙色夾砂陶片

番仔交庄遺址施工中監看採集之17世紀卡拉克瓷片

言古文化/予

台斗坑遺址的發現，自2008年「嘉義車站高架化計畫」啟動環境影響評估調查時，顏廷伃首度採集到二片陶片始揭開序幕；直到相隔十年後（2018），因為鐵路高架化施工在即，才有機會透過考古試掘工作，進一步確認台斗坑遺址應屬原堆積的史前文化遺址。

    考古工作，一直是大家深感好奇與充滿神秘感的工作，而我也常覺得考古探坑就像一個個可以掀開「地蓋」的潘朵拉盒子，充斥著各種隱喻古人「人生」的密碼，而考古家就是那個充滿好奇心的解密者。而考古學可謂兼具人文與科學理論，因此在基於空間尺度與時間層位的研究需求下，考古探坑的設定即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廣袤大地往下開挖的行為，還是隱藏一絲絲「中獎」的預期心理，偶爾還是會在掀開探坑地層的當下，對於探坑內精準的「巧合」讚嘆不已。

    「嘉義車站高架化計畫」範圍可能影響台斗坑遺址的區域，主要集中在鐵軌周邊，主要是以高架化之需興建的其中24個橋墩基礎為主，目前已於2023年底完成搶救發掘，其他零星小規模工程，則待工程進度之需配合進行考古發掘。以上24個橋墩基礎（TP1~TP24）中，總計出土13具（B1~B13）墓葬，其中除了B13為頭朝北的南北向俯身直肢葬外，其他均為頭朝西的東西向俯身直肢葬，且B13亦出土其他墓葬少見的陪葬品，包括一個橙紅色陶缽與灰黑色泥質陶環殘件。這些墓葬中又以B1、B2墓葬最為特殊，二者呈南北平行並列出土，出土層位與頭骨位置約略相當，顯示其埋葬的時間差並不大，而鄰近區域也出土其他二具墓葬，顯示幕葬群聚性的可能性高；而根據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分館林秀嫚博士進一步針對人骨的研究，顯示B1為疑似男性，年約35歲；B2的性別雖然難以判斷，但是從顱骨的特徵看來，較為接近女性，年約20多歲，而就牙齒磨損程度看來，則出現有疑似咀嚼檳榔的現象，這二具墓葬的脛骨末端均出現有蹲距面，也說明他們生前有進行蹲下來的相關活動。

    而最新的一個潘朵拉盒子，則是今年4月因應現場施工之需所進行的洗車台設施考古發掘工作（TP8-WexP1），洗車臺面積不大，約僅7.5m×6.5m左右。但是經發掘結果，即陸續於東側的沉砂池、西側的車道陸續出土二具墓葬（B14、B15），亦均為頭朝西的俯身直肢葬，其中B14判斷為10餘歲的孩童，B15則疑似為30-40歲左右之女性。因此，截至目前為止，台斗坑遺址已累計出土15具墓葬，除了一具南北向俯身直肢葬之外，其他均屬頭朝西的東西向俯身直肢葬。

    考古遺址出土的各類遺跡、遺物，處處都依稀隱含早期人活動的痕跡，唯有墓葬可以讓我們真真實實的碰觸到他們的「遺骸」。透過這些少數得以保留的墓葬資料，我們得以一窺這一群人背後隱含的共同文化意義，諸如埋葬地點可能為家葬或有家族群葬，及可能有外來文化人群移入等現象，都可以作為解密的參考。這樣一來，潘朵拉盒子下的「巧合」即未必是巧合，而是透過考古研究的機緣，所陸續透露出的一個個文化密碼拼圖。                             

2024.7.7

TP6-2 SexP1, L3e(B2)與(B1), 墓葬照

TP6-2 SexP1, L3e(B2-L3), 墓葬細部照

TP8-WexP1, H02V3~H01V3, L3c(B15-L2), 墓葬照

TP8-WexP1, L2a(F1-L4)(B14)與L3c(B15), 墓葬相對位置照

TP11, H4V5, L4c(B13-L4), 陶罐出土照

TP11, H4V5, L4c(B13-L5), 墓葬照

言古文化/予

    如果要我說，考古工作中最迷人的一個環節是什麼的話，那恐怕就是「發現一個新遺址」了。

    嘉義縣太保鄉，除了早在1999年，劉益昌因進行「高鐵嘉義太保站至嘉義市五十公尺計畫道路工程」環評調查時，重新「發現」早在1940年前後已經記錄的「魚寮遺址」之外，太保鄉西側至朴子市一帶，考古遺址的發現就沒那麼順遂。其中，包括2000年連照美教授進行長庚醫療園區興建工程調查發現的繩紋陶，2005年劉益昌進行「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基地考古遺址調查計畫」時，也發現基地內出現不少史前文化遺物；以及分別在2016、2020年，由庶古文創楊鳳屏、言古文化顏廷伃等人進行「嘉義縣馬稠後產業園區」調查評估中，也一直發現基地內遍布不少二次堆積的文化遺物，但是除了零星小型的灰坑遺跡外，長期以來一直難以確認周邊可能隱藏的原堆積考古遺址之所在。

    直到2022年，顏廷伃因進行「南部科學園區嘉義園區開發案」環境影響評估計畫中，首度發現「太保農場疑似遺址」，地表可見零星細碎的文化遺物；直到隔年2023年，雖經考古試掘出現有史前文化層，但由於定年結果不佳，因此也意外促成嘉義園區的「迅速」開發。

    2024年起，嘉義園區公私部門的開發工程陸續展開，在巨大怪手開挖、全套管鑽鑿的迅速趕工下，無奈在挖土機「安全距離」的要求下，遺址就像蟄伏已久的巨獸猛的跳躍起來，文化遺物散了一地，一個新的「繩紋陶文化」遺址就樣赤裸裸地出現了。這個發現，總算讓長期以來一直像捉迷藏一樣的遊戲，瞬間有了答案；因此，「太保農場疑似遺址」也立馬可以昂然甩掉「疑似」二個字，稱為「太保農場遺址」了。

    近年來，AI產業迅速將臺灣推向一個全新世代的發展，而嘉義縣也受惠在這股歡欣鼓舞的未來憧憬中，大型開發案也此起彼落的進行，而「太保農場遺址」則標誌著距今約4500-3500年前的大型史前人聚落，似乎在搬演穿越劇般的「古今輝映」，總算有了重建天光的一日。但在這同時，不免伴隨著淡淡的哀傷，在AI的世代下，不只是歷史系的分發率敗給了AI，其實「考古的A.I.，也一樣敗給了AI」。                    

2024.6.24

太保農場遺址出土陶片

言古文化有限公司/予

    對於〝歷史〞的理解，可以從老祖先們過往記載下來的史籍中，尋找一絲絲的蛛絲馬跡慢慢拼湊而成，也可以聽老人家們，慢慢的訴說他們記憶中的歷史中，神遊於其中。而考古的時空之旅，則是用一種結合考古、歷史資料，帶大家踩踏在同樣的地點，卻凌空駕霧回到過往時空的旅程。呵呵，如果從佛家輪迴的假說看來，那些曾經的〝歷史〞，說不定是我們自己曾經寫下的歷史呢。

   從嘉義這個迷人的小城市作為啟程，先帶大家從考古家探詢嘉義地區諸羅山社的研究歷程開始，主要針對嘉義市三處金屬器時代至歷史時期的考古遺址、遺跡，包括山仔頂遺址、東門派出所遺址、嘉義車站轉車台遺跡等，說明嘉義市自距今1800年左右，歷經清代、日治時期留下來的遺跡。

    嘉義山仔頂遺址位於嘉義樹木園與林試所一帶，遺址內並有一株於1923年日本人金平亮三氏自南洋引進，全臺唯一會開花結果的單子紅豆樹。經考古試掘研究結果，顯示本遺址的年代初步估計在距今1150~970年左右，出土遺物以橙紅色陶器為主。而歷史時期地層中，則出土二枚俗稱之佛銀或佛頭銀等之「西班牙”銀元” 」，發行年代在1772~1826年之間。但後經成分分析顯示該錢幣內並無銀的成分，而是以銅、鐵等複雜成分為主，因此初步認為其可能與18世紀末在廣東等地出現不少以銅質等成分製作的仿冒番銀有關。但由於本遺址的年代與出土遺物，相較於荷治時期記載的諸羅山社仍有差異，因此暫時無法確認這二者實質相關，但也不排除遺址其他地點可能埋藏有更晚期的文化層。總之，嘉義市除了日治時期伊能嘉矩造訪時曾記錄在西門外與「番社」相關的地名外，至少可知金屬器晚期至清代的原住民，仍有部分居住在嘉義東側丘陵地邊坡，而今已成為嘉義樹木園、林試所之所在，也意外的在城市化大面積開發的歷程中保留下來。

而嘉義東門派出所原即為嘉義市政府公告之歷史建築，民國106年嘉義市政府進行修復工程時，施工單位於基礎開挖過程中，出土一道堆石牆與紅磚造遺構，並伴隨大量清治與日治時期的文化遺物。當時因對於該牆基是否可能諸羅城的東門城址相關有所疑慮，因此決議進行委託考古發掘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東門派出所地點亦即清治時期龍王廟之舊址，而廟前池塘更是當時被譽為嘉義古八景之一「萬山倒影」的舊址。而根據歷史文獻記載，清治時期嘉義地區的地震十分頻繁，其中尤以發生於清道光19年（1839）的地震造成嘉義東、西、北三城門之城樓倒壞的情況最為嚴重。到了日治時期，嘉義又陸續於明治37、39年（1904、1906）年發生二次嚴重的大地震，龍王廟前的池塘因陸續遭埋填大量因地震倒塌廢棄的建築廢棄物，因此導致龍王廟前的池塘逐漸消失，因此也在當時留下嘉義「八景缺一」的記載。

而日治時期嘉義發生的大地震，另一方面也意外催生了嘉義車站轉車台的誕生。明治35年（1902）縱貫線嘉義站通車雖然已經通車，但因嘉義其後陸續於1904、1906年發生二次嚴重的大地震，導致嘉義車站與其他市區街屋嚴重毀壞，但同時也加速嘉義市區改正計畫的進程。明治41年（1908）新設嘉義車站機關庫建成，嘉義車站因此也成為「火車發著驛」，並成為唯一可以串聯縱貫線、糖鐵、林鐵的重要車站，使得嘉義車站客貨運量大升。但好景不常，大正9年（1920）嘉義又發生一次大地震，嘉義車站因此於1930~40年代進行第二次較大規模的改建工程，其中於1932年因應新式機關車頭建造新式扇形機關車庫與轉車台，而原有之轉車台也隨即遭埋填廢棄。112年2月因進行嘉義車站高架化工程擾及該轉車台之局部，施工單位主動提報文化局，後再經考古發掘後，終於讓這個目前全臺可知年代最早的的轉車台遺跡得以重新出土。

嘉義車站初建時，因市區改正計畫原規劃於嘉義停車場左邊興建有嘉義公園（羅山公園），但後來明治39年（1906）因嘉義車站改建時，認為與廳宿舍太接近，因此才決定遷移至今中山公園所在之嘉義山仔頂一帶。而羅山公園內當時也擺置有乾隆皇帝御賜的10座「福康安紀功碑」中的一座，其他也包括嘉義文人莊伯容撰寫，紀念1906年梅山大地震的「嘉義明治丙午烈震賑災紀念碑」等，隨後都被輾轉遷移到嘉義中山公園。此外，如果你是嘉義的老市民，一定不會忘記長期以來擺置在中山公園內的檜木車廂阿里山蒸汽火車（SL-21），也在歷經六年左右的整修計畫後，今年（2024）開始正式啟用，也讓嘉義市不遠歷史的考古時空之旅，有新一段重新開始的旅程。

1.嘉義山仔頂遺址及其鄰近的單子紅豆樹

2.山仔頂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照(20140802)

3-1.山仔頂遺址出土西班牙銀圓-正面(合併) 3-2.山仔頂遺址出土西班牙銀圓-背面(合併)

4.嘉義東門派出所出土龍王廟牆基堆石遺構(20180914)

5.嘉義車站鐵日治時期鐵道遺構分布空拍照

6.嘉義轉車臺遺構平面及細部結構照

言古文化/予

        近年來，臺灣各地的鐵道改建工程，如火如荼的陸續展開，但也因這些硬體設施結構在早期進行初次改建時，主要是以地面上的新建工程為主，因此當時進行改建工程時，大多僅拆除地面上結構，或以填土墊高的方式進行處理。但如今的施工工程，多採地下化工程或改建成商辦大樓等規劃，因此原仍保留在地底下的基礎結構或早期被埋填的地面上結構，即會陸續在鐵道改建工程中逐一「出土」。無獨有偶的是，嘉義在今年（2023）進行「嘉義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時，也出土一個「圓形構造物」，而目前經考古發掘研究的結果，證實該結構即為嘉義車站最早期（1908）興建的轉車臺遺跡，著實新添一枚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臺灣縱貫鐵路交通史的拼圖。

        根據考古發掘的結果，顯示嘉義車站新出土的轉車臺遺跡，外徑為16.5公尺、內徑為15.5 公尺，除了本體為中央漏斗狀的圓形混凝土結構外，其他還包括機油導溝、環狀鐵軌固定凹槽、轉軸基座，以及遭二次堆積土埋填的平置鐵軌等遺構。倘若以轉車臺內徑尺寸作為縱貫線蒸汽火車頭車身長度做為參考，則建造年代集中在明治34-41年（1901-1908）間，包括BT40型、BK11~29型蒸汽機車等之車身長度，約當在9~15公尺內，也說明該轉車臺可能建造的年代。

        臺灣縱貫鐵路的興建歷史中，截至清治晚期完成的鐵道僅自基隆-臺北至新竹路段，因此到了光緒22年（1896）日本領臺，即著手進行縱貫鐵路的調查與測量工作，分別從北部、南部同時分頭興建；明治35年（1902）南部鐵路工程已推進至嘉義，直至明治41年（1908）終於全線通車。縱貫鐵路開通後，嘉義站的客貨量開始大量增加，也因為其特殊地理位置，更成為縱貫鐵路、糖鐵與林鐵等三種類型鐵道的重要轉運中心。其中，糖鐵鐵道又包括「朴子線」、「北港線」，並設車站於今嘉義後站，與林鐵主要行經嘉義前站至北門站的路線並不相同，尤其「朴子線」早期又在大溪厝附近分岔出一條運蔗專用線，並於今興華中學旁與森林鐵道接軌，使得製糖期時林鐵也能加入協助採收甘蔗的任務。

        但是，嘉義站通車之後，陸續於明治37年（1904）、明治39年（1906）發生嚴重的地震，造成人員與房屋傷亡慘重，嘉義車站也破損嚴重，但因嘉義車站交通繁忙，雖然勉強運行，也因此促成嘉義市區改正計畫得以順利推展。直到明治41年（1908）12月12日「機關庫」建成，嘉義車站因此成為「火車發著驛」，也緩解當時因阿里山伐木事業罷停，造成嘉義市街商店倒閉、市街蕭條的窘境，使得嘉義成為名符其實「三鐵共用」的車站。從大正2年（1913）繪製的〈嘉義市街圖〉看來，可見嘉義站內的僅有一個轉車臺，當時並透過新鋪設軌道銜接的方式將糖鐵「朴子線」、「北港線」串聯進入嘉義站內，但繪製之位置與本次發掘出土的地點並不完全吻合，不排除是測量套繪基準點的誤差。但好景不常，大正9年（1920）6月6日嘉義又發生一次大地震，再度造成嘉義市街與車站嚴重損毀，直到 昭和7年（1932）才於嘉義車站西側新建扇形機關車庫，但是到了1994年也已遭拆除。也就是說，嘉義新出土的轉車臺就其出土地點、尺寸而言，應該是興建於明治41年（1908）臺灣縱貫鐵路通車之時，但是到了昭和7年（1932）新建扇形機關車庫落成啟用後，也同時遭到廢棄，時代意義相當大。

        臺灣目前各地留存有不少縱貫線鐵路、糖鐵、林鐵的鐵道設施，但除了單純擺置如糖鐵較小型的「轉轍器」之外，其他大多是用作展示觀光之用的設施。平心而論，嘉義「轉車臺」的結構相較而言並不完整，上部少了《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第十年報　明治四十一年度》記載的「長50呎（15.24公尺）」的鐵製桁架，但也因為這樣，讓我們更有機會進一步觀察縱貫鐵路通車之初的建築結構材料與工法，使得嘉義車站「轉車臺」成為補足臺灣縱貫鐵路交通史的研究中，最初的一塊新的拼圖。

言古文化/予

        今天教育廣播電台的曼屏，要我在他「傾聽海洋」的節目中談有關「金門鹽業考古」的故事。回頭想了一下我跟金門的緣分，雖然更早就因歷史博物館的因緣，見著尚未被國家公園新修建城牆掩蓋的城牆遺跡，但近年來重啟對於金門相關的計畫，應該就是中蘭鹽場了。回想2015年初夏，突然去當天使的伯楨，讓他的每一個朋友都如此的措手不及，而中蘭鹽場也同樣是那一年他受金門縣文化局之邀去會勘的遺址。因為例行性互花米草的清理工程，工程單位因開挖出大量硬陶片而通報文化局，意外開啟中蘭鹽場考古調查研究的契機。我想，如果不是他去當了天使，中蘭鹽場應該就是伯楨從四川轉向金門、臺灣，進行鹽業考古研究的續集。

        自2016~2018年，中蘭鹽場分別進行二期研究計畫，透過考古發掘、口述歷史與歷史文獻分析，除了了解中蘭鹽場的年代約當在清代18世紀中期~19世紀之外，應該為瓊林新倉下二房之所屬外；出土的遺跡現象包括結晶池、引水渠道與周遭的鹽倉遺跡等，應該即為一處海曬鹽場遺址。但由於地理環境變遷，早期不應該會淹水的結晶池，今日會在漲潮時完全淹沒，而其中的鹽倉所在地，也是我們在聽聞當地耆老的印象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大片被火龍果園遮蔽的軍營後方發現。

         中蘭鹽場的發現雖然是一則喜事，但是它的年代畢竟與歷史文獻記載的「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建浯洲鹽場」的年代相差甚遠，更遑論陽翟祖譜記載其先祖陳達公早於唐末五代約當西元914年已抵金門管理鹽事，因此也隱含更多尚未解決的問題。但由於海曬鹽經常在結晶池收鹽後，經常會進行結晶池的整理，再加上鹽場遺跡因位於濱海處，不僅保存不易，即便是進行考古發掘也因需配合每日不定，且相當有限的退潮時間，使得田野工作的困難度相當高。為了進一步了解金門是否尚保留有年代更早的鹽場遺跡，因此至2020年開始把目光轉向至1994年之後才廢曬、但今日已成著名觀光景點的西園鹽場。經過考古發掘後，初步確認西園鹽場遺址至少保留南宋至元代、明代，及清代至戰後等不同時期的文化層，但由於發掘範圍有限，尚難以確認清代以前的鹽場形式與製鹽方式。

        鹽業的發展與金門的歷史文化與宗族的繁衍息息相關，但是金門鹽業考古的研究，似乎在中蘭、西園發掘結束後，又重新沒入水中與地下。但是對我而言，算是暫時了了一樁2015年夏天接續性的研究，雖然還有更多尚待發掘的故事都還來不及展開。

言古文化/予

        小時候有一首源自於中國的傳唱童謠，是這樣子唱的：「城門城門雞蛋糕，三十六把刀，騎白馬，帶把刀，走進城門滑一跤」，但其實中國各地有不同的唱法，其中安徽人是這樣唱的：「城門城門幾丈高，三十六丈高，騎大馬，帶把刀，走進城門繞一遭，問你吃桔子吃香蕉」。甚至現代版的唱作則有陳彥允作曲、並與林柏安填詞拍攝Q版的MV，內容就不是「走進城門摔一跤」了，而是「反正從城內摔下來還是在城外」的神邏輯（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OF0ceGn7g）。如果細究臺灣童謠歌詞的「變調」原因，大多數人都認為是因為中國各省的鄉音方言不一，再加上可能是小孩子牙牙學語的「臭乳呆」現象，甚至有認為與中國早期的「古韻」特徵有關（https://www.merit-times.com/NewsPage.aspx?unid=57122），但不論如何，自小臺灣傳唱的這首歌謠也就意外保存小孩童趣的「臭乳呆」版本。用這首傳唱多年的「城門城門雞蛋糕」，想來說說個人認為是金門近年來的考古重大發現：「金門城考古遺址」，以及也隱藏在它背後的那一塊「雞蛋糕」。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金門守禦千戶所城（簡稱金門城）的建造時間自明洪武20年（1387）周德興承明太祖之令興建後，隔年可能即已完成，直到清康熙19年（1680）總兵陳龍才將總鎮署遷至後浦（今金城鎮），金門城的戰略地位才逐漸沒落。而今日的金城鎮自遷治以來，形成的商業聚落發展愈為繁盛，而金門城聚落雖獨佔這個歷史過程的核心，即便有金酒公司落籍在金門城南門一帶，但實質的發展卻不比金城鎮。因此長期以來金門城聚落的居民，在金酒公司的回饋金助益下，一直想藉由重建金門城的方式重尋往日榮光。因此包括四方形式迥異的城門，其中東門甚至是因應珠水路的開通移位、擴大而建，以及分別於2007、2018年新建的二段仿古式城牆等，這些「重建歷程」都是在這樣殷殷期待可能促進觀光的心情下建造而成。

        而當2018年再度重建北門段城牆時，意外擾出地表下的城牆基礎，這才讓大家意識到「如果要新建城牆，勢必得毀掉舊城牆」的必然性。因此，延宕二年的考古調查研究從此展開。研究結果顯示，金門城由於早年自日本人、國軍陸續拆除、傾圮後，所幸在地籍上仍保留大部分屬國有財產署所轄之土地、地貌上則呈現特殊的隆起土丘，但是長期以來，除了少數出露的城牆基礎外，大部分堆置了近百年的土丘內是否還殘留有城牆基礎遺跡，則已無人知曉。而這次的考古研究結果，提供金門城原貌的重要參考依據，如下所述：

1.金門城的實際範圍需再經確認：首先就金門城的範圍而言，雖然歷年來學者對於金門城的範圍共識相當高，但如果參照1958年金門城的舊航照圖、與1902、1936年等之地形圖相較（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計畫地圖數位典藏，https://map.rchss.sinica.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4l_rX/record?r1=48&d1=0），則認為今日學者認知的金門城範圍可能是1960年代前後金門城內道路開通後與經由當地人的印象與學者推估的結果，如果依照1936年以前的地圖來看，似乎顯示金門城的西側範圍實際上要略往東側偏移。但這個推論雖然可由金門城西側探坑大多為二次堆積地層作輔證，但未來仍需再經調查確認。

2.金門城的地勢走向：金門城南面朝向海濱，除了1670年Olfert Dapper出版的《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記》一書中，繪製有一幅從海上遠觀金門城的插圖之外，從考古調查結果，也顯示金門城的地勢以東北角轉角段最高，其次為東南角的轉角段，並逐漸往西、南方向傾斜，因此南門處還留有一道據傳通往海濱處的古道。

3.金門城最早的城牆基礎應為單面堆石牆形式：根據發掘結果，顯示金門城城牆基礎的建造方式，是採外牆部分以寬約2公尺的花崗岩堆石牆排列而成，且其中外牆面大多是以經切鑿規整的花崗岩石塊排列而成，堆石牆內部則是以不堆則石塊填充；堆石牆之內面再以夯土牆加厚，與文獻記載的城基寬度3.2公尺相當。且認為即便在永樂年間有增築的記載，當時的增築方式應該是施作於地表面之上，因此本次考古發掘出土的城牆基礎形式，應該是金門城最早建造的方式，參照同為周德興於同時期興建的福建崇武城的城基形式，二者其實相同。

4.因地制宜的夯土牆建造方式：根據發掘結果，城牆基礎除了外牆面的堆石牆之外，內裡則是以夯土牆加厚而成，但夯土牆的興建方式則因城牆所在地點之差異而有所不同。大抵在平地面的城牆，夯土牆是以三合土、砂土層互層堆疊的方式興建而成；但是在地勢高差較大的區域如東南側的轉角點，則是先堆疊堆石牆後，先在內牆面建造一道寬約50公分的版築，待其固化後才在堆石牆與版築之間的空隙填充砂土層與三合土，作為加寬牆體使用。

5.灰漿成分的差異性運用：根據本次發掘所見分別採集自版築、夯土牆內及分別出土於東門與南門段的石頭填縫內的灰漿成分分析結果，除了證實前述版築牆內灰漿中的生石灰比例較夯土牆為高，可提高加固作用外；相較而言南門段灰漿內生石灰的超高比例，則不排除金門城的建造歷程中，可能有直接以中國輸入或本地製造的建材使用差異。

6.不同城牆段地點的花崗岩石材運用：金門城的城牆基礎石材，主要可區分為經切割、打鑿的長條規整化石材，以及大小型不規則的天然花崗岩石材，而其運用則因城牆所在地點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大抵而言，平面段城牆因城牆面較為平直，大多是以經切割的規整化石材進行建造，少部分則參雜取自民宅的望柱石材再利用。但是在金門城的城牆轉角點，包括東南與東北側的城牆基礎，則可見底層是以大型天然花崗岩石材作為擴大基腳使用的現象，以加固轉角點的建築強度；而少部分城牆立面如北門東側，雖也見以大型天然石材作為城牆立面的現象，但是不規則石塊的縫隙，則可見以較小型的天然石塊作為填縫使用。

       綜上，將近百年以來廢棄的金門城，在實際以考古學方式揭開地下的結構之前，除了學界多藉由中國各地已經歷多次修復而成的「古城」作為參照，以進行當地建造仿古式城牆的參考恐有疑慮之外，當地人期盼藉由興建城牆引領觀光的期待，是否可能致使真正的「金門城」遭致永久破壞等問題，也值得各界加以省思。雖然傳唱的童謠可以以童趣看待，但如果我們能有機會，是不是需透過進一步認識與保存方式，再細細品味那一段歷史榮光留下來的「雞蛋糕」。如據傳與金門城同時期建造的古地城隍廟，即有一尊據傳為全金門最早的風獅爺，而這裡的城隍爺聖誕是農曆五月十七日，與金城鎮的「浯島城隍廟」的慶典日四月十二日不同，有認為是因清康熙19年（1680）總兵陳龍將總鎮署遷至後浦時的分爐所致。這些文化遺跡除了可以讓金門近年來愈來愈興盛的「迎城隍」民俗節慶活動，增添暗藏的「彩蛋」之外，是不是也時時暗示我們：雖然「幾丈高」可以被「雞蛋糕」視為童趣，但究竟不該讓「雞蛋糕」取代了「幾丈高」的歷史真實。

言古文化/予

        2022年10月初因為原住民電視台的《百年之路》節目，有機會走一趟大正11年(1922)9月開鑿的北坑溪古道中的一小段。這個古道的開闢為大正6年(1917)日本人為壓制逃遁到新竹州大湖郡大安溪上游馬達拉、北坑兩溪流域的霞喀羅原住民，因此拓展隘勇線、開闢警備道路、設置警備機關而來。若根據李瑞宗的區分，廣義的北坑溪道路為自二本松至田村台，總計67.1公里；狹義者則是指二本松至茂義利(觀霧)，總計38.04公里。我們此行主要是針對北坑溪古道總計12個駐在所之中的二本松、雪見駐在所與北坑等三個警察官吏駐在所進行拍攝，而我也剛好藉此進行一次速行的考古調查。

        第一天我們一行人從臺北啟程後，即直奔二本松解說站(丸田砲台文史紀念館)，原為1924年設置的二本松駐在所舊址；門口的二棵松樹已經是戰後新種植，並且設置簡易的文史館。接著順著緩坡地而下即為一片緩坡平台，可見一道長條帶狀、據傳為當時聯繫駐在所與砲台之間的戰備補給疊石遺跡，一旁則有一間較為明顯的套間式建築，可能是當時守備士兵的宿舍。其後即緩緩而上即抵丸田砲台所在。這個砲台為明治44年(1911)日本人為了控制以天狗部落為主的原住民部落而設置，因警補丸田清於北勢戰役中在盡尾山南路殉職而命名。當年設置的大砲早已不覆存在，目前除了殘留一個大石塊之外，也有一個放置解說板的疊石混凝土基座，可能即為當時砲台基座擺置的地點，想像它的炮口面對大安溪支流河床，對面即為天狗部落。而丸田砲台周遭亦為史前考古遺址二本松遺址群的分布區域，為少數曾採集到陶器的遺址，這次調查即在周邊緩批地發現有磨製石器殘件、砥石等器。

        第二天一大早即抵達雪見遊憩區管理站，雲霧裊裊，十月天卻感覺已有冬天的涼意。將近半日的健走行程，甚至要途經一個可怕的大崩壁才抵達雪見駐在所；雖然出發前在網路上已經先有爬文，但抵達時還是很震撼。根據林一宏的研究，雪見駐在所設置於1923年2月20日，至戰後才廢棄，現地看來的整體佈局是分為三層台階地佈設，最下面一階為連通古道而來的階梯大門，進入後即為一處寬廣的平地，為早期運動場之所在，背後即為高聳的堆石駁坎；駁坎下方散佈不少日治時期的酒瓶，除了1907年成立的「麒麟」啤酒之外，也有「臺灣專賣局」(1945-47)的酒瓶。爬上緩坡地即可見一排套間建築，為當時的宿舍與教育所，但房舍大抵僅殘留牆體基座。再往上爬升則可見更多建築遺跡，中央以堆石台階分隔左右，拾級而上。如果依照李瑞宗的圖示，這些建築物除了有一般警員宿舍之外，也包括交易所、駐在所，後排則為巡查部長宿舍、浴室及警手宿舍。目前仍保留夯土牆體，牆上並可見不少圓孔洞痕跡，少部分還留有木樁殘件，應該為當時房屋的穿樑，其中並發現一件殘破的鐵鍋與日治時期的瓷器殘件。由於雪見駐在所的設置主要是掌管周邊的原住民，且為當時的文化、教育中心，因此出現教育所、交易所、運動場頗為貼合需求。

       第三天則前往路途最遙遠的北坑駐在所，這個駐在所同樣也設置於1923年2月20日，至戰後才廢棄。一抵現場發現這裡的房舍數量更多，分布範圍廣大；其設置主要是掌管當時的日本人、漢人，為少數設置有警部補的駐在所，為當時的行政、軍事中心，想必配置應該更為完善。

        入口前方原本可能作為警手、巡查部長、警部補宿舍的區域，戰後已改建成工寮，但現在也已經幾乎頹圮，kuso的模樣正面來說似乎可作為民族考古學的驗證。駐在所內殘留的遺跡不少，除了遊客常拿來作文章的工寮、彈藥庫、酒瓶之外，其實現場還留有不少原址遺跡，如園藝堆石、房屋基礎結構，以及鐵鍋與大量散佈的日治時期瓷器、玻璃器等遺物；而其中可能作為交易所的地點，亦為酒瓶等器物出土數量較多的區域。最有趣的是後方可能作為劍道館的舊址，地表殘留遺物中可見一個圓弧狀的鋁製品，器表還可見密密麻麻的點狀凹痕，應該為當時劍道護具，發現時突然腦海中竟浮現穿著白色緊身衣的劍道館場景。自房舍區拾階而下即為一大片平地，邊坡則有疑似引水渠道的規劃，另一側緩坡邊則出現大量經「好心」遊客整齊排列的瓷器與玻璃瓶罐。不確定這一片經規劃的空地是否即為圖示的療養所舊址，但至少是一個經規劃可能滿佈參天大樹的園林場地。

        由於同行的引路人喬迪是天狗部落的人，因此我們也二度到訪天狗部落，看他就部落內道路旁彩繪內的人物，細數他們的背景，想來部落歷史的連結應該不會因為年少時的短暫離開而中斷。

        探訪這類日治時期看來「歷史」並不久遠的考古遺址，可能因為只要有「心」即可到訪之故，因此它所能保留的考古資訊也很容易被「好心」的無心破壞。考古遺址講求的是遺跡與遺物間的脈絡關係，但不論是好意的清理或排列，都可能喪失這些器物原本要吐露的訊息。而我的速行考古調查，也一直盤旋在那一座近乎頹圮的工寮，已經貼近地面的殘破門板縫隙，如同它眼睜睜無奈的啜泣，低吟即將沒入地下成為遺址的悲歌。

二本松駐在所

二本松遺址-磨製石器殘件

戰備補給疊石遺跡

丸田砲台

雪見駐在所去程崩壁

雪見駐在所-運動場後方的堆石駁坎

雪見駐在所-夯土牆體

雪見駐在所-酒瓶

雪見駐在所-鐵鍋與瓷器殘件

北坑溪駐在所-頹圮的戰後工寮

北坑溪駐在所-堆石台階

北坑溪駐在所-鐵鍋

北坑溪駐在所-疑似劍道護具

北坑溪駐在所-經遊客撿拾排列的器物

天狗部落

言古文化/予

        考古遺址中經常可見的墓葬遺跡，由於直接關聯可能殘留的遺骸，再加上其墓葬形式又具有特定文化的符碼，因此經常被視為分析遺址文化內涵的重要參考。但是對於林林總總的墓葬形式，「俯身葬」由於違反我們認為正常的「仰伸直肢」形式，因此又經常被認為可能是「不正常」之埋葬。

        但真的是這樣嗎？以新石器時代晚期嘉義台斗坑遺址出土的俯身直肢葬為例，目前出土的13具墓葬中，除了一具為南北向之外，其他均為東西向、頭朝西的俯身直肢葬；而同時期臺南地區大湖文化的烏山頭期也出土不少俯身直肢葬，但大多是南北向、頭朝北的形式；更晚期金屬器時代臺中地區的番仔園文化，以清水中社遺址為例，也出土不少東西向俯身直肢葬，但頭向則大多朝東。

        出土類似的俯身葬並非特例，全世界均可見出土。以歐洲地區為例，包括史前時期、羅馬時期﹙27B.C.-A.D.476﹚、中世紀﹙A.D.476-1453﹚、Anglo-Saxon期﹙5^th-A.D.1066﹚、Viking期﹙A.D.790-1066﹚等不同階段的遺址均可見俯身葬遺跡出土；其中又以距今約27000年左右，出土於捷克Dolní Véstonice遺址的三人墓中之一的俯身葬年代最早。而中國地區則是於新石器時代即出現這種埋葬形式，其中又以位於長江下游的馬家浜文化﹙7000-6000B.P.﹚最為常見，但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7000-5000B.P.﹚亦可見出土；直到商代則成為當時流行的墓葬形式，直至西周中期以後才明顯減少。

        對於出土俯身葬這類看似「不正常」的墓葬形式，中、西方民間也都流傳不少相關的口傳資料。雖然《紅衣小女孩2》中設計了一段俯身葬復活的橋段，但實際上臺灣原住民似乎沒有這樣的口傳。而中國對於俯身葬則有「惡死」、「男性」為主，或大多為「奴隸」等之推論，但實際上並未能從考古資料證實。至於歐洲地區雖然針對在基督教墓園的俯身葬，認為可能有表達謙遜的意味，但由於與其他葬式併出，因此也難以確認其特殊性；到了中世紀晚期則出現為避免惡疾回歸活人的「避免靈魂復活」概念，也呼應西方宗教裡的「復活」思想；至於針對非墓地遺址出土的俯身葬，則一般是以屈辱死者的意涵進行解釋(Biehl, Peter F.  Ed. 2020)。但是以上諸多推論均難以就考古資料予以確認。

        由於史前時期的墓葬大多是由墓主周邊親屬所處置的「被動性」埋葬行為，其墓葬形式易受限於文化制約、政治與宗教力的影響，因此常可見區域性文化的普遍性特徵。但反觀今日，雖然地域性文化的差異仍十分明顯，但普遍性的環保議題則成為跨文化的共識。以臺灣而言，近年來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在生前安排自己的身後事，尤其樹葬、花葬等各類環保葬式愈來愈普及，除了實質回應土地稀缺的限制外，也凸顯愈來愈多人跨越文化的桎梏，回歸人與土地更為切身的「主動性」連結關係。

        人之在世乃因具足肉體與靈魂，但是當靈魂出竅時，如何處置短期仍可見的殘留遺骸，則成為在世者緬懷先人或自己決定如何處置自身殘留的方式。因此，如果人的身體終究是要塵歸塵、土歸土的，那麼如何安置自己的靈魂，可能才是最為緊要的問題。

言古文化/予

考古遺址的發現，有些是考古家刻意探詢而得，但也有不少是在無意間被發現的；而不論是以哪種形式被考古家發現的遺址，它都有一段記錄過去人類生活的故事，有待解碼。而這些透過考古學研究拼湊出來的歷史，在歷經數百、數千年的時光，仍然隱藏諸多讓我們或許怵目驚心，或者莞爾一笑的場景，但如果其中有一種是關於鑑往知來的考古故事，那麼就要來說說位於臺中豐原的朴口遺址。

「國道4號台中環線豐原潭子段工程」於環境影響評估的審議過程中，雖然於工程沿線並未發現考古遺址，但是仍針對公荖坪、觀音山疑似遺址等周邊鄰近工區範圍，決議需進行施工中監看工作。因此，言古文化自2017年8月1日開始進場監看，最後雖然沒有發現原本預計監看的遺址，但是卻在國道四號隧道口周遭發現新的朴口遺址。

此後，朴口遺址自2018年3月至2020年1月歷經約當近二年的考古搶救發掘，直至今日國道四號工程也即將預定於2023年完工通車，考古資料的整理也進入最後整飭階段。

朴口遺址經發掘後出現上、下二個文化層，下部的牛罵頭文化層，年代約當在距今4100-3800年左右；上部營埔文化則約當在距今3000-2500年左右，二個文化層之間有一段無人住居的不毛地層。這二個文化層出土的遺跡現象，除了牛罵頭文化的墓葬遺跡之外，均出現不少與建築、農作相關的堆石遺跡、柱洞、堆石駁坎等現象，從石器類型判斷，顯示當時人除了進行農作之外，也兼營狩獵與漁獵，而遺址內出土不少工作場遺跡與大量的石材、石坏、製作過程石器與製造工具等，更增添這個遺址當時作為石器製造場的可能性。而地層內也出土不少因土石流帶來的亂石堆與石材原料，除了說明了這些自然災害可能導致當時人因此搬離聚落之外，也提供了當時人石器製造來源取材的可能性。

朴口遺址的發現，除了就其出土的玉材、玉器與再製品的現象，除了說明當時它扮演自東部玉材產地，往西部平原的玉器消費地之間重要的中繼站角色之外；牛罵頭文化時期，它可能也佔居自臺中盆地往大甲溪中、上游一帶如Babao、中冷等遺址間，逐步往中、高海拔遷徙與活動的中間地遺址。

它是一部埋藏在地底下塵封已久的考古故事，因為隧道口深層開挖，才讓這個深埋在地表下約當10公尺左右的遺址，有機會重見天日，並因此見證了施工工程與文化資產維護的微量天平運作。

它預示了考古學如果是一部可茲警惕，足以觀察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的自然法則史書的話，則中部地區民國88年（1999）九二一大地震的故事，也許是另一部朴口遺址近現代延續的預言書。

2022年11⽉25⽇ 星期五上午12:02

⾦⾨守禦千⼾所城（簡稱⾦⾨城）為明洪武20年（1387）江夏侯周德興承明太組之令興建的城牆遺跡，為14世紀晚期以來明代海防設施之⼀，直到清康熙19年（1680）總兵陳龍將總鎮署遷⾄後浦（今⾦城鎮），⾦⾨城才逐漸沒落。
但是⾦⾨城在⽇本佔領⾦⾨（ 1937～1945年）、及1949年國軍進駐⾦⾨後，陸續拆除城牆遺跡後即覆⼟形成⼀道環狀⼟丘的特殊景觀。直到2022年，因爲延續先前北⾨段新修建城牆有部分擾出既有城牆基礎的因素，總算有機會⾸度透過考古發掘的⽅式，讓部分當時倖存的城牆基礎重⾒天⽇。
為什麼說是⾦⾨城101呢？101這個數字很特別，有代表「唯⼀」，也有「很多」的意思。雖然從1670年荷蘭⼈編寫的《荷使第⼆及第三次出訪（⼤清）中國記》⼀書中，⼀幅從海上遠眺⾦⾨城的插圖，可以看到當時的⾦⾨城雖然不是最⾼的建築，⾄少⼀旁還有可作為航海指引的文台寶塔，但⾄少可⾒當時的⾦⾨城必定佔有居⾼臨下的守備戰略地位。
除此之外，在積累⼤量歷史與建築學的研究基礎上，考古學應該是唯⼀可以⼀探⾦⾨城的實際位置、建築⼯法、建材的學科；⽽⾦⾨城也在1997、2007、2018年因為⾦酒回饋⾦，逐步新修建四個城⾨、城牆，希望能夠透過重建⾦⾨城的⽅式推展觀光，殊不知在新修建城牆的同時，其實也可能破壞了既有的城牆基礎。我想，以考古學的⽅式終於讓這些真正的「古蹟」重⾒天⽇，應該也意味著未來對於⾦⾨城的保存維護與觀光資源拓展，可以有更多元的選擇。透過考古發掘，結合帶有考古⼯作教育推廣的彩繪活動，也是讓⺠眾近距離接觸城牆的⽅式，⽤趣味性、藝術性來親近這⼀座600多年前城牆的另外⼀種⽅式。

2022年11⽉23⽇ 星期三 下午11:50

考古/烤⾁？這是多年前我在⼀個兼具讓⺠眾參觀的考古現場發掘時聽到的⼀段對話。爸爸說弟弟快看，他們在做考古，弟弟問說什麼是考古啊？考古跟烤⾁⼀樣可以吃嗎？
感覺上，在台灣⼤家對考古的印象，就是既陌⽣⼜神秘。可以進⾏考古⼯作時，也就意味著前⾯的⼈GG了，所以必須要透過考古的⽅式揭開他們的⽣活。⽽考古的過程⼜像準備⼀場烤⾁盛宴⼀樣，既繁瑣但也井然有序，鋪陳出各式佳餚，炭火升起，⾊香味俱全，⼤⼤快朵頤之後，則會留下⼀⼤堆殘骸，這些都可能是未來考古家可能進⾏考古的對象。
以考古標本繪圖拼接⽽成的野餐墊，應該是我們為考古發聲的第⼀炮，覓食⽅式或所謂的⽣業型態，可說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其實這些標本「畫」不只是暗藏細節的魔⿁，也是⼀幅幅的藝術作品。早期⼈製作的器物，難能可貴的交付到考古家的⼿上，是⼀種感動，但他們想要述說的故事卻不是那麼容易理解，需要我們耐⼼的傾聽、細細的品味。